天津和安徽的历史渊源
答:天津教案
张光早（1815-1891）出生于安徽省广德县。1856年，清朝咸丰六年成为学者，先后任河北省衢州、望都、蓟县、邢台等县知府和正定知府。同治九年（1870年）3月，任天津总督。
张光造在内忧外患、清政府垮台之际，在直隶担任天津知事。他感到治理的困难。但他不顾个人得失,坚决维护天津人民的利益,敢于按理作战,秉公办事。
天津开埠以来，法国人在望海楼修建教堂，使神父能够依靠教堂的力量，收买和勾结当地流氓，绑架妇女和儿童，充当恶霸，加深了公众的不满。张光早上任后不久，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外国人直接骑到街上践踏中国人。同年4月，数十名中国儿童在法国“慈悲堂”相继死亡。同时，拐卖儿童事件频繁发生，拐卖者直接在法国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在商业衙门的庇护下，因此县官员不敢调查。在这方面，该组织的情绪非常激烈，这已成为公众愤怒的趋势。张光早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名地方家长官员，他应该爱人民，保护好人，惩罚坏人。他告诉崇侯三位贸易部长，但崇侯推迟了保护，没有进行调查。
同治九年（1870年6月21日）5月23日，一万多人聚集在教堂前，要求惩罚凶手。法国领事冯大业前往崇侯衙门大喊大叫，直到他在天津开枪杀人。侵略者的暴行使长期愤怒的人民愤怒起来。他们殴打并杀害了冯大业，将他们的尸体扔进了海河，并放火焚烧了上帝和慈悲的教堂。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天津宗教计划”。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命令直隶总督曾国藩，并将中主李鸿章派往天津调查。张光早被派往黑龙江，两年后被释放到桂林。他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感情，写了300多首诗。回到黎国后，他把它们编成两卷：《北军草》和《龙江志》。他说：“对与错，藻类不能争论，将来会有人为它争论。”他相信历史会对他做出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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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与安徽什么渊源
天津,初名直沽寨,简称直沽,称天津则始于明朝初年。1398年朱元璋病死后,皇族内部发生夺位之争。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誓师北平,经过靖难之役,终于攻占南京,夺取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明成祖朱棣以南下之师由今天津地方渡过海河,为了纪念南下战争的胜利,特赐名直沽为天津,意思是“天子渡河的地方”。1404年筑城置戍,故城在今天津市狮子林桥西端旧三汊口附近。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天津成为京师东南转漕戍守重地。朱棣在镇守北平时,把从家乡安徽尤其是凤阳府一带征招的士兵安置在天津地区戍边屯垦。聚集在那里的士兵和家属数以万计,他们后来多数定居于此。而今宿州市就是当年燕王镇守北平招兵的中心点,今天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宿州方言,以至天津人到了安徽宿州一带,乡音充耳,竟无身在异乡之感。
古代天津商业的发展,吸引了很多外地商人来津经商,徽商即是其中之一,主要从事盐、茶、文房四宝等行业,并建立了安徽会馆,对促进天津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近代,随着淮系集团的进驻,大批安徽人来到天津,他们在这里建功立业,创建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推动了天津地区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为天津地区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李鸿章推行天津近代化
李鸿章自1870年起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职,长达20多年。他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冬令封海再回驻省城保定。天津如遇有紧要事件,亦不拘封河回省之制。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既是京师门户,又是洋务、海防要冲,位置重要。作为晚清洋务自强运动中坚的李鸿章在天津推行了多项近代化建设。
近代企业1870年,李鸿章接管了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并加以整顿扩充,添购机器,增盖厂房,充实役匠,抽调沪局督办沈保靖总司其事。津局所生产枪炮、子弹、火药等军火产品,供应直隶淮军、关外征防各营及调援外地之淮军,并协济各省。天津机器局也成为晚清四大军工企业之一(其余三个为上海江南制造局、南京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开端。李鸿章随后还创办了天津行营机器制造局、天津电报总局、天津铁路公司、老龙头火车站(今天津站的前身)及铸钱厂、水泥厂等一批近代军工、民用企业。淮系集团成员如朱其昂、杨宗濂等在天津创办的民用企业贻来牟机器磨坊、天津自来水公司等,也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
陆路电报线1877年,李鸿章命天津鱼雷学堂洋教习英国人拜提架设天津机器局东局(城东贾家沽)至直隶总督天津行馆(在天津东北门外)之间的电报线,长约16里,由闽、粤学生充当操作员,往复通信,方便迅速。李鸿章在给下属刘秉璋的信函中笑称:“数百十年后,必有奉为开山之祖矣。”1879年,李鸿章在天津鱼雷学堂洋教习的帮助下,架设了一条由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之间的军用电报线,长约100里,于当年6月开始使用,“号令各营,顷刻响应”。1880年9月,李鸿章在《请设南北洋电报片》中指出,用兵之道以神速为贵,西洋各国除讲求枪炮之外,水路有快轮船,陆路有火轮车,如今又有电报之法,使得“海国如户庭”。中国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运饷,事事重要,应尽快设立电报,以通气脉。李鸿章这一架设天津至上海之间陆路电报线的请求,迅速得到朝廷批准。当年10月,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聘请丹麦技师来学堂教习发报工作;并在天津设电报总局,于紫竹林(天津租界)、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设分局。津沪线于1881年4月动工,12月底铺成,正线、支线共长3000余里。以天津为起点的电报线还有:1883年架设的天津至通州线,长180余里,1884年拓展至北京;1884年架设的北塘至山海关线,经芦台、乐亭、昌黎,全长400余里,由署理直隶总督、安徽合肥人张树声主办;1885年架设的天津至保定线,长300余里。
邮政建设1878年,海关总税务司洋人赫德指派东海关税务司洋人德璀琳在北方各口岸的海关筹办邮务,试办华洋书信馆。这一行动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并致函总理衙门推荐德璀琳。华洋书信馆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仿照西洋办法,试办邮政,管理海关、使馆邮件,兼收民信。在天津和大沽及京津间设立了海关骑差,在天津至牛庄、烟台等地开办了冬季陆运邮件的业务。同年12月,海关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以大龙为图案的邮票,面值分为银一分、三分、五分三种。后来,在天津法租界内设邮政总局,天津德、英租界以及北马路、大经路等都设有分局。
铁路建设开平矿务局成立后,为便于运煤,李鸿章批准修建位于滦州开平西南之唐山至胥各庄之间的轻便铁路,1881年6月建成通车,长约20里。有了这条铁路,即可连接芦台河流而入渤海湾,东至秦皇岛以海运至上海,西至大沽以达京津等处。唐胥铁路最初是用骡马在轨上拖车,后来英国人金达利用开矿用的旧锅炉暗地里制成一辆机车(被称为“中国之火箭”),几经周折后,终于取代骡马。1887年,唐胥铁路从胥各庄延至芦台,改称唐芦铁路。同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天津铁路公司,以安徽建德人(今东至县)、津海关道周馥为督办,拟将唐芦铁路接至天津,名为唐津铁路,或称津沽铁路,并于1888年建成。从唐山至天津,全长约260里。当年10月9日,李鸿章前往查验,深感满意。他说:“自天津至唐山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桥梁、车轨均属合法。除停车检查工程时刻不计外,计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快利为轮船所不及。”李鸿章还计划将铁路接修至通州,但由于朝廷内部顽固派的激烈反对而作罢。后来,李鸿章将唐津铁路接修至滦州的林西镇,1890年又展修至山海关路段,1894年林西至山海关的200多里铁路建成通车。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后,从山海关乘火车回天津,称山海关至天津“六百余里,半日而达,极为便速”。
大沽军港天津周围共有72沽,如塘沽、大沽、葛沽、咸水沽等,其中大沽地理位置颇为重要。北洋海军成立后,为保障海军兵力驻泊与机动,李鸿章展开营建基地的巨大工程,1880年初开始筹建大沽船坞,年底初步完工。大沽处在天津外围,除船坞、炮台而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海军机构,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及鱼雷营、水雷营、电报局、电报学堂、贮煤处、海军医院、北洋医学堂等。天津因有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而成为北洋海军的重要军火生产基地和舰队维修基地。
新式学堂为培养洋务人才,李鸿章还在天津建立了新式学堂,延聘洋教习,开设近代科学课程,培养专门人才,如天津鱼雷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天津医学堂、天津总医院(内设西医学堂、施医院、储药处)等。其中天津武备学堂规模最大,是根据盛军统领周盛传等人的建议而设,以培养陆军人才为主,规制略仿西洋学堂,聘请德国军官教练,学生主要学习天文、舆地、测绘、算化诸学,炮台、营垒诸法,操习马队、步队、炮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式,并兼习经史。日后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的骨干将领,大多数是这个学堂的毕业生。
周盛传筑天津新城
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不久,考虑到津沽形势紧要,檄令合肥人周盛传统领的盛军马步20余营从山东济宁调驻天津青县马厂,作为拱卫京畿之师。盛军由同治初年的淮军盛字营发展而成,士兵多为两淮子弟。移驻天津之后,盛军除平时操防训练外,还投入到修筑河堤、屯垦筑城等工作之中。
周盛传在考察了大沽、北塘海口及天津各处形势后,向李鸿章建议,在明代故城的基址上,修建天津新城,设险屯兵,旁控大沽、北塘。在得到李鸿章的首肯后,周盛传督率所部兵勇帮做工程,并将朝廷历年欠饷共白银5.5万余两捐作工程经费,于1873年4月破土兴工,凡有兴作俱仿“泰西新法”,历时两年建成,内外两城,大炮台三座,小炮台71座,并在新城内修街道、办学校,吸引外地商贾前来贸易。
周盛传在督办新城之际,往来于天津与马厂之间,看到津南静海一带有空阔湿地100余里,“潮日两至”,可改为水田,主张开荒屯田,并选择津南洼地潦水套,来围滩造田,此即后来的新农镇,亦称小站。1874年,周盛传督率将士疏浚葛沽下引河20里,修建闸座,引淡水灌田,得良田万亩,当年秋后即略有收获。1875年,周盛传留马队驻马厂,其余各营移驻新农镇,开始大面积屯垦。在六年时间里,从小站到大沽口开挖新河90里,开辟支河数十条,上接南运减河,引淡水去咸水,成稻田6万余亩,并从家乡引进稻种,请来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农,盛军士兵多来自江淮之间,很快掌握了种稻技术并向当地人民传授。自此以后,品质优良的“小站稻”就在华北一带名闻遐迩。盛军屯垦的小站由于兵精粮足,后来也成为北洋新军练兵基地。此项工程浩大,既有利于国计民生,又巩固了海防。周盛传去世后,天津士绅感其恩德、“遗爱在民”,捐款为其建祠。这就是位于今天津三条石大街附近的周公祠的来历。
周馥家族引领天津工商业的发展
安徽建德县人周馥,自1861年入李鸿章幕府,相随李鸿章40余年,号称李氏大管家。1865年因功以直隶州知州留江苏补用。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的次年秋天,永定河洪水大涨,决口30余处。李鸿章函召周馥来天津襄助,事成后,周馥以道员身份留在直隶补用。1874年,周馥连续治理津门入海金钟河、北运河筐儿港减河及通州潮白河,设立文武汛官防守。当时天津频遭水患,豪雨为灾,民众怨愤。据《字林西报》报道,当地老百姓把这些都怪在李鸿章头上,甚至抱怨说,李大人至此,不是大雨就是洪水。李鸿章也因莅直几年迭遭洪水而焦头烂额、心力交瘁。周馥上书建议在南北运河上游要隘开辟减河泄洪,并在南运河下游开屯田。后来盛军统领周盛传接受了这个建议,开通减河,灌溉小站,辟营田数千顷,利用至今。1877年,周馥任永定河道,当时滹沱水患,周馥亲历沿河10余县查看,拟定了治理方案,后因财力不支未成。1881年周馥署津海关道,次年兼署天津兵备道,1888年任直隶按察使。1890年7月,天津等地连日大雨狂风,永定河两岸、南北运河、大清河及任丘千里堤先后漫溢决口多处,上下数百里一片汪洋。周馥因治水有名,又被派督永定河。在查看灾情后,他在河北岸采用巨石护堤法,以卫京师。此后北岸无溢决。朝廷为嘉奖周馥,授予他头品顶戴。1892年,周馥又在卢沟桥南减水河建石坝防洪,很有成效,此后18年间仅决口一次。周馥后相继任直隶布政使、护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周馥在天津任职30年。1902年升任山东巡抚,1904年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1906年授闽浙总督,未即行,又改任两广总督。1907年致仕。
周馥也很重视教育。他在任天津道时,帮助创立了天津武备学堂;任直隶布政使时,创办了保定大学堂。
周学熙是周馥第四子,曾两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任职期间首次提出划分国家税、地方税。但他一生主要是经营实业,而天津则是他从事经济活动的重要基地。
创设银元局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劫掠了大量白银,毁坏了天津机器局造币厂,造成天津市面银根奇紧、制钱奇缺。1902年8月,袁世凯接收天津后,任命周学熙总办北洋银元局。在既无设备,又无厂房的情况下,周学熙经过精心构思,日夜督工,仅仅72天,就开工铸出当十铜元150万枚,不仅缓解了市面制钱紧缺的局面,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袁世凯“因诧其神速,推为当代奇才”。
总办直隶工艺局1903年周学熙奉派到日本考察工商币制,认为日本的富强在于“练兵、兴学、制造”,中国要富强也要如此。回国后,他主动要求担任直隶工艺局总办。该局的职责是“括全省工学界之枢纽”,除管辖附属津埠各官办学校、工厂外,于本省各属之兴办工学皆有提倡、保护之责。总局先后办有实习工厂、劝业铁工厂、高等工业学堂、教育品制造所。在发展实业中,他把工艺局办成了北洋官营实业的枢纽。从1903年至1908年,他为所兴办的实业提供直接的财政资助达2088520两银。这期间,周学熙名声大振,晋官加爵,先后被任命为通永道、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但他始终兼职工艺局。
重振启新洋灰公司1905年袁世凯委任周学熙为天津官银号督办。他上任后对该机构进行了整顿、改组,通过各种渠道积聚资本,又将资本以信贷方式投放于工商企业,其中就有启新洋灰(水泥)公司。1906年7月,周学熙经过多方交涉,终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了启新洋灰公司。周看到洋灰的发展前途非常大,就将该厂原有资本压低估价为银洋7万多元,从天津官银号借款将资本全部购买。一边生产,一边招商集股,集资100万元,便将原借款归还,将这一官营企业变成了私营企业,改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设在天津。周学熙在经营启新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公司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22年,启新公司有4700多名职工,年产洋灰150万桶。
组织滦州矿务公司%在无法收回被英国人骗占的开平矿产的情况下,周学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决定在其旁边开设滦州矿,走以滦收开的路子。1907年滦州矿务公司成立,实招股银300万两,管理处设在天津。但滦矿开办后,在与开平的竞争中遭遇很多困难,被迫与开平矿联合,于1912年6月成立开滦矿务总局。周学熙因未能实现初衷,就不再在新公司任职。
创办纱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棉纱、棉布价格飞涨。但华北像天津这样的大城市,除了一家只有5000锭的模范厂外,竟没有一家大型纺织企业。周学熙决定创办纺织企业,联合滦矿、启新洋灰公司的股东,组织华新纺织公司。开始准备官商合办,因官场派系斗争,受到排挤,便退回官股,实行商办。1918年华新天津厂正式投产。开工生产后,因当时原料充足,棉贱纱贵,获利颇丰,1919年获利140万元,到1922年共赢利413万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它奠定了天津纺织工业的基础。华新纺织公司还先后开办了青岛厂、唐山厂、卫辉厂。
创办中国实业银行周学熙认为,“国家所赖以开浚利源者,厥为实业,而实业之能否发达,则以银行之能否设法辅助为断。我国商业银行虽日渐增设,而实业银行尚付阙如”,决定创办一家银行。1919年4月,中国实业银行招股收足350万元,总行设于天津,周学熙兼任总理。该行是当时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与周氏经营的企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到1924年,周学熙以年老多病,辞去了各项职务。但为了保护周氏资本集团不被瓦解,复组织实业总汇处,由启新、滦矿、华新组成。后因内部矛盾,次年改为实业联合会,1927年又改为名存实亡的实业协会。
周学熙家族民国年间在天津经营实业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周叔弢。他是周学熙长兄周学海的儿子,先后参与创办了华新青岛厂、卫辉厂、唐山厂,还在滦州矿务公司、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江南水泥厂兼任职务。天津华新纱厂由于实行包工制度失败,以及派系之争的干扰,多年生产、经营不善。1928年,董事会委派周叔弢为经理,于是他兼任唐山、天津两个华新厂的经理。上任后,他知难而进,改革了一些不利于生产的陈规旧制,恢复了该厂畅销华北的“五子”牌纱的质量和声誉。随着华北危机的加深,日本经济侵略加剧,到1936年日商先后控股、收买了华新唐山厂、天津厂,周叔弢也就离开了这两个厂,在天津闲居。1945年7月,周叔弢任启新洋灰公司的协理,日本投降后升任总经理。他带领该厂度过了艰难的时期,并与广大职工一道,为迎接天津解放做出贡献。1950年出任天津市主管工商业的副市长,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54年他率先将所经营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并担任公私合营启新洋灰公司董事长。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后,他将全部定息上交国家。他担任天津市副市长长达16年,尽职尽责。1983年6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1984年2月逝世。
孙家鼐家族在天津创办近代工商业
安徽寿县孙家鼐家族在天津经济活动的开创者是孙家鼐的两个侄孙孙多鑫、孙多森。他们原在上海投资兴办大型面粉企业阜丰面粉公司。1905年、1907年先后应袁世凯的邀请,来到天津,协助周学熙经办直隶官银号,后又协助周学熙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但孙多鑫在1906年底便去世了,孙家在天津的事业主要由孙多森经营。孙多森在清末任过直隶劝业道。民国成立后,曾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不久被革命党赶下台。不久,任中国银行首任行长,任内颇有建树。1914年6月,他发起成立通惠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控制了该公司,将其变成了实质上的家族企业。通惠公司成立后,他以此为基础筹办中孚银行。1916年11月7日,中孚银行正式开业,总管理处设在天津,直到1930年才迁往上海。中孚银行不仅是我国开办较早的商业银行,也是我国最早经营国外汇兑业务的商业银行之一。该银行不仅帮助了孙氏家族企业,对我国民族工商企业也有很大支持。如天津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资金困难、银行逼债的情况下,中孚银行果断援手,给以资金支持,使该公司重获生机。该公司也由生产、出口地毯扩展到粗纺毛呢、精纺呢绒、毛线和麻纺等多个产品。孙多森的侄子孙晋方后长期任该公司董事长。
1919年孙多森去世后,孙家事业的主持人是孙多森的幼弟孙多钰,他1899年留学美国,1909年康乃尔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孙多森去世后,他接任通惠实业公司、中孚银行的总裁,并长期担任这两个企业的负责人,为这两个企业的发展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特别是中孚银行,几经波折,先是由于日本侵略,一些分支行被迫关闭,1946年又遭遇停业风波,但在孙多钰的斡旋下,终于化险为夷,直到解放初期仍然是我国较重要的私营银行之一。他还先后任启新洋灰公司常务董事、滦州矿务公司副董事长,后被选任开滦矿务局总经理。1923年1月至1924年11月曾任交通部次长。1951年4月在天津去世。
段祺瑞在天津为恢复共和发挥积极作用
安徽合肥人段祺瑞,是清末北洋新军的重要将领之一,与王士珍、冯国璋并称为“北洋三杰”。民国成立后,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段祺瑞一生的军政活动主要在北方,而天津又是他军政生涯的起点、活动的重要基地和做寓公的地点。
段祺瑞发迹于天津。1885年,他考入了由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炮科。1889年毕业后,被派往德国军事院校学习炮兵科,并在克虏伯厂实习。1890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洋军械局和随营武备学堂任职。1896年,他被袁世凯奏调到天津小站,协助袁世凯训练新建陆军,并任炮兵第三营统带兼随营学堂总监,并由此奠定了日后他在北洋军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民国初年的中国,政局动荡,新旧势力交替,先后发生了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两出闹剧。在关乎共和制度这个大是大非面前,段祺瑞作出了正确的政治选择:他不顾身家性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袁的冷遇;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中,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伐,又为“再造共和”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1920年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皖系失败,段祺瑞再次下野回到天津。后与孙中山、张作霖结成反直联盟,并等待时机。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曹锟政权。为应付局势,冯玉祥等计划由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段祺瑞在孙中山未到之前,与张作霖等召开了天津会议,决定在新政府成立前,暂组临时执政府,推段为临时执政。11月21日段祺瑞离津赴京,24日就任临时执政。12月4日,孙中山到达天津,但时局已发生逆转。孙、段的政见明显相异。段祺瑞在这次执政期间,于1926年3月18日纵任军警在执政府门前屠杀请愿的学生,造成三一八惨案,段也因此下台,再次回到天津过起寓公生活。但他晚年保持了应有的民族气节,拒绝了日本侵略者的利诱。
应该说,段祺瑞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作为北洋军阀的重要成员,他力图武力统一中国,极力镇压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多次掀起军阀混战,但他为维护共和制度也确实做出了努力,而天津则是他军政活动的重要舞台之一。
其他安徽人对天津近代经济发展的贡献
安徽人在天津创办的企业,延续时间最长的是寿县人张益堂1852年创立的天津同仁堂,至今已有150余年的历史,它也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天津最古老的中药企业。张益堂是郎中世家出身,从贩运药材起家,积累了一些资金后,便来到五方杂处、商贾云集的水陆大都会天津经营药材加工。他及他的后人坚持诚信为本,讲究货真———不弄虚作假,工精———不粗制滥造,价实———不蒙骗欺诈;坚持以仁待人,善待伙计,善待顾客,善待周围的人和事;坚持以义取利,见利思义而后决定取舍;崇儒重教,把儒家思想作为经营活动的准则,视读书为乐事,教育并期望子孙学优入仕。经过张益堂及其后人的努力,同仁堂终于成为声名远播的中华老字号。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它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后又成为国有企业,陆续生产出50多个准字号药品,为人民健康做出了贡献。
合肥人龚心湛北洋政府时期曾任安徽省长、财政总长,1919年6月暂代国务总理,不久辞职。后又任内务总长、交通总长。1926年5月结束政治生涯。此后定居天津从事经济活动,主要是参与周学熙经营的企业。曾任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通益精盐公司董事长、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耀华玻璃公司总董等职。他为这些企业的发展付出过大量的心血。日军占领天津后,他拒绝利诱,保持了民族气节。
阜阳人倪嗣冲曾追随袁世凯,任武卫右翼长,督办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剿匪事宜。参与镇压安徽的二次革命后,任安徽都督、省长。1920年皖系战败后被解职。在安徽省任内,他曾开办繁昌益华铁矿和南宿烈山普益煤矿,赚取了巨额利润。他看到投资纺织业利润大、见效快,便于1917年8月投资100万元,与王克敏等在天津创办裕元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今国棉二厂)。1918年4月投产,到1922年盈利达600余万元。裕元纱厂是当时天津资本最雄厚、纱绽最多、获利最丰的纱厂,开天津大型纱厂之先河。倪嗣冲还与安徽萧县人徐树铮等投资兴办了近代著名的私营银行———金城银行。该行1917年5月15日开业,行址设在天津,资本额定为200万元,实收四分之一,即50万元,倪嗣冲投资17万元。1919年10月资本增至500万元,到1922年3月收足,其中倪嗣冲投资64万元。在华北地区,金城银行与中国、交通和盐业三大银行并驾齐驱。倪嗣冲在粮食行业也投有巨资,先在天津西站开办了大丰机器面粉公司,在寿丰面粉公司也占有一半投资。他还曾投资天津华昌火柴公司。倪嗣冲是在天津投资最多的北洋军阀。虽然他积累的财富大都是依靠权势搜刮来的,但他投资天津的企业,基本上是采用近代企业制度进行运作的,对促进天津经济发展及近代化建设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总之,近代天津为大量安徽人提供了发挥才能的舞台,这些安徽人又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推动着天津的近代化建设。近代天津可以说是我国近代化建设的一个大实验场,许多变革、创新都是从这里起步的,一些安徽人在其中充当了先行者、试验者。他们的不懈努力,不仅推动着天津的近代化建设,也为我国的近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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